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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举朝上下，在最初的哗然与错愕之后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力的沉重。但凡有点政治嗅觉的人都看得出，这背后意味着什么。

    这意味着那位年纪虽轻，却已御驾亲征、在辽东大破建奴，携赫赫军功而归的少年帝王，用最粗暴的方式，亲手砸碎了文官集团花费百余年时间为皇权精心编织的牢笼，将帝国最绝对的武力，重新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

   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势君权时代，已然降临。从今往后，这大明的朝堂，再也不是那个皇帝连调动京营一兵一卒，都需看文官脸色、经历漫长扯皮与讨价还价的时代了。

    而帝国大都督府的重建，以及此次禁军分驻各地的调动，标志着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，已不满足于仅仅控制北直隶一带，而是要将皇权的触角，坚定不移地伸向大明的每一寸疆土。

    而在帝国的北部边疆，那条后世常称的“大明九边”防御体系，其实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明初九个军镇的规模。

    明初定鼎之后，为抵御北元残余势力，朝廷沿长城一线设立了九大军镇，东起鸭绿江，西至嘉峪关，依次为：

    辽东镇、蓟州镇、宣府镇、大同镇、山西镇、榆林镇（又称延绥镇）、宁夏镇、固原镇、甘肃镇。“九边九镇”的防御体系由此奠定，成为守护中原腹地安危的生命线。

    然而，“土木堡之变”经过大明留学生的一顿霍霍，使的大明北部边防遭受重创。至明世宗嘉靖皇帝时，为强化京畿核心区域的防护，应对俺答汗的威胁，朝廷又增设了昌平镇与真保镇，“九边”遂演变为“九边十一镇”，构成了京畿外围相对紧密的双重屏障。

    待到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中后期，西北蒙古各部再度蠢蠢欲动，而东北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带领下悄然崛起，边境压力骤增。

    朝廷不得不再次对防务体系进行大幅度调整，从原有的固原镇中分出临洮镇，以强化愈发吃紧的西北防线；又从肩负京师东北屏障重任的蓟州镇中，分出专门扼守辽西咽喉——山海关的山海镇。

    最终，形成了“九边十三镇”的稳固格局，重新构建起一道纵深交错、相互策应的边防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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